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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开户送体验金的娱乐网站大全[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

开户送体验金的娱乐网站大全[10]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其后,朱利奥继位。他察觉教廷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占领罗马尼阿全境,罗马的公侯被镇压了,那些党派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被消灭了,他还发现亚历山大时期以前从来未曾使用过的积累财富的方法[7]。朱利奥不仅继续把这些事情进行下去,而且加以改进。他决心夺取波洛尼阿,消灭威尼斯人,并且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他的这些事业全部成功了[8]。因为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荣。他还把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这两派约束在他所认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他们当中有些能够改变局势的头头,可是有两件事牢固地控制着他们:一件是教廷的强大,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件是不让他们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因为这种主教是党派之间发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有他们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绝不能够保持安静,因为这些主教将在罗马内外培植党派,而公侯们不得不卫护他们;于是由于僧侣的野心导致各个公侯之间发生骚乱与纷争。因此,当今圣父教皇利奥[9]察觉这个教宗的职位非常强大有力。我们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坚甲利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了,那么当今教皇将依靠善行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因此,路易十二世犯有这样五个错误:他灭掉弱小的国家;扩大了在意大利的一个强国的势力;把最强有力的外国人[27]引入意大利;他既不驻节那里;又不遣送殖民到那里去。开户送体验金的娱乐网站大全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

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这样一来,全世界对他的出身卑贱抱有轻蔑之感,并且由于害怕他的残暴而产生憎恶之情,于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和全罗马的人民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合谋反对他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军队也加入谋反了。因为他的军队包围阿奎莱亚(Aquile-ia),要夺取它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于他的残酷感到恼恨,同时因为发现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于是把他杀死了。[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2]居鲁士(SalvoCiro,公元前558?—528)波斯国王、波斯帝国奠基人。领导波斯人出征,俘虏梅迪国王,自公元前550年成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国王,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人的国王。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2]。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3]。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事情总是这样: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采取中立;而他如果是你的朋友,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难,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灭了。但是,当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获胜的话,虽然胜利者是强有力的,你要听他支配,但是他对你仍然负有一种义务,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人们也绝不会这样地不要脸,作为忘恩负义的例子压迫你。再说,胜利从来不会那样彻底以致胜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考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仍然会受到他的忆念,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伴侣。

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由于他的军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对此每一个人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开户送体验金的娱乐网站大全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如果他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采取这种方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相打起来的话,情况必定是这样:它们当中一国战胜的时候,你必须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用害怕它。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哪一种情况,你公开表态并且勇猛地参战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在前一种情况之下,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那个战败者因而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你辩护,或者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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